继上海市民起诉银联等四家银行机构收取0.3元跨行查询手续费后,跨行查询手续费事件再次升级。央行、银监会近日召集各家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专门讨论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问题。
众多媒体在报道此事件的同时,揣测已经实行的跨行查询收费或将叫停,而我们的判断是,这应该只是相关部门规范收费行为的信号,至于最后的结果,不见得会有多大改变。至少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类似收费项目很可能还会越来越多。
抛开企业自主经营、自主定价的大趋势不谈,解释中国的 银行收费现象并不需要太多思量,但却需要深入反思。一个基本的国情判断是,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到从增量向存量转变的瓶颈阶段,其中尤以大型国企改革为重点。为此,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对于金融、 能源、通信等原本官商不分的行业及企业推行了两种变革:在微观层面,寄希望于股份制改造提高其治理水平;在宏观层面,寄希望于逐步放松价格管制,通过市场化的价格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应该说,上述倒逼下的改革方向正确且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但仍有不够完善之处,如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在部分所谓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对于垄断特权的破除并未能够同步跟进,那些长期坐享超额利润的行业巨头反倒取代政府成为了新的价格制定者。
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前提下,股改、上市对于国企治理方面的效力主要体现在,股价成为了考核经理人绩效最为直接的评价标准。为此,高利润、高派现几乎成为了这些公司唯一的追求。此问题的要害是,如果这种自利的倾向却又有着难以约束的特权为其服务,那么企业很容易着迷于涨价而失去动态的技术和效率改进机制。
当然,改革不应被求全责备,尤其需要考虑到,在非常复杂、多个子目标相互牵扯的情况下,改革需要分步骤、按计划地推进。譬如说,仅仅三四年前,境外舆论一边倒似地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定时炸弹”,即便国有商业银行邀请外国投资者,估计也没人敢来。而现在的情况是,据中央汇金公司董事长谢平估算,汇金公司作为建行和中行的国有股持有者,在两行上市之后累计获得回报约3000亿元人民币,“如果汇金现在在二级市场上减持一部分股权,就已经足够支付中行的改革成本”。
无须讳言,大量境外投资之所以甘冒风险入股两行,除了因为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亦有部分原因在于国有银行具备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暂时的妥协也自有其合理性。
不过无论如何,阶段性的改革最终总要落脚到大目标的完成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国有银行股改正棋过中盘,历史旧账的清理亦近尾声,因此,下一步国有银行的改革重心理当进行相应调整,这其中就包括,以真正的绩效提升为目的的、对于不合理的垄断特权的分解和破除。
不过,基于国情的复杂性,有必要提示另一种风险发生的可能。因为对于垄断者的反感,在很多情绪化的探讨中,回归政府价格管制往往被当作立竿见影的建议被提了出来,但回顾我国银行业长期落后的历史不难发现,这实在是矫枉过正的馊主意。